《在姨母家的客厅》

两位记者调差取证的过程看似困难重重实则却并未遭遇太大的干预和阻拦，从受害者到知情者，从家人到同事，无不勇敢而坚定的支持着二人，哪怕自己的内心交战也是草草带过或落脚在职业操守或落脚在良知道德并迅速转化为推进这场斗争的驱动力向着那个早已结局明确的目标前进着，甚至尾声与韦恩斯坦的对峙都以一种憎恶感简单交代直接以牺牲节奏和反高潮的方式抵达终点，然而真实事件要比电影复杂和艰难的多，“《在姨母家的客厅》”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她”和“说”，更在于“她”为何要“说”，这个过程中的煎熬、痛苦、坚强和英勇所具备的人物弧光被电影所淡化和客体化，更加值得琢磨的是电影以川普的选举丑闻开场但其依然赢得了大选，韦恩斯坦丑闻的揭露却似乎让美国乃至世界电影行业重新洗牌，不过本片的制片名单还是窥见了某种遗憾甚至伪善，这场斗争或许还远没有结束。